人物简介 过振，亚博足彩教授，博士生导师，光学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光电子技术专业组成员，973某项目专家组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过振教授睿智严谨。在同行眼里，他是本领域的权威专家。但他却说：“我最关心研究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我仅仅对事实及数据的准确性负责。”言语中浸透的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严格认真的态度和扎实细致的作风。

过振教授充满自信。他不喜欢说“我”，而喜欢自称“过振”，他说：“搞DPL（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的，国内同行都信任我过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底气的，而这种底气源自一个学者深厚的学养。

1970年初，24岁的过振从清华大学毕业，在西北煤城铜川市开始了他历时8年、艰难煎熬的职业起步阶段。

这个特殊年代的清华高材生修理过收音机，维护过广播设备，生产过舌簧喇叭，架设过电视塔，也在农村生产队蹲点一年。科学春天的到来成为过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又戏剧般地重返大学校园“回炉”学习，这也成为过振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

青葱岁月，短暂却幸福的清华时光

1946年11月，过振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新中国的一名石油工作者，他们全家也跟随父亲辗转全国各地。

1965年高考时，过振是湖北沙市一中的应届高中生。那时，新中国的原子弹刚刚试爆成功，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过振的理想是当一名核物理专家，去造原子弹。因此，过振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年9月，这个成绩超级棒，数学、物理竞赛总获奖的年轻人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园学习。

在清华，过振特别勤奋，他经常早早就去亚博足彩自习——在这里，他进入了一个忘我的世界。“我数学比较好，是数学课代表，学习不是很吃力，学得很轻松，生活非常简单。”很多年以后，过振这样回忆当年短暂却又幸福的清华生活。

然而，命运总爱捉弄人！在清华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过振的学习生活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1968年，学校开始武斗，呆下去会有危险。那年春天，我回到了湖北。我随身带了很多书，二年级的书是全套的。回到家里以后，父亲正在接受审查，气氛比较沉闷，我无事可做，就在家里自学，把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书都学完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四大力学都是自学的。”

这就是过振，即便是在看不见出路、毫无希望的艰难岁月，也是以对知识的追求来充实自己宝贵的青春时光。

等局势稍微稳定之后，过振又回到了清华。但这时的学校仍无学习的风气，他就利用闲暇，学习组装收音机，单管的、四管的、八管的等等，谁曾料想，这点小技术居然在刚参加工作时成就了他。

“在清华，最值得回忆的是大四跟着安继刚老师做科研，”过振略显激动地说，“1969年复习功课闹革命，我当时机会比较好，留在学校搞科研。总共参加了两个项目的研究，做的都是电离室，前前后后干了一年半。”

这段日子里，过振经常早上6点就坐车从清华赶往昌平，下车后再步行2公里，一般11点左右才能到达工作地点，下午还得赶6点钟的车回学校。就这样，带着年轻人的冲劲，他抓紧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从设计、制图、加工，到装配、联调、测试，两个项目下来，过振对科研工作及其基本阶段有了切身的体验。

“这是一个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我一辈子都从中受益。”过振说。

铜川8年，难以忘怀的记忆

1970年3月，65级的学生全部提前半年毕业。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过振失去了留校工作的机会。在与本班同学毕业聚餐之后，他与同系的另外4名同学一起打点行装，登上发往古城西安的列车。

“我们班有的同学被安排去了贵州、江西等地插队，就我一个人来了西安。我们原本都是打算搞核物理的，没想到毕业分配把大家的命运完全改变了。”40年过去，过振对当时的情境依旧记忆犹新。

5名热血青年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高等学校毕业生办公室报到后，便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各奔东西。

“我是去铜川的3个难兄难弟之一！”过振回忆说，“西安到铜川，150公里的路程，火车走了5个小时，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

过振的工作单位是铜川市广播站服务部。这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有线广播站，除少量自办节目外，只负责转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广播站服务部其实就是一个修喇叭和收音机的地方。在这里，过振开始了他8年的铜川生活。而当年在清华锻炼出的动手能力，让这个年轻人迅速在这座北方煤城里脱颖而出。

当时收音机比较难修，因为要用电台的信号作为基准频率进行调节，但每天下午4点以后，中央台540千赫就停止广播，没有低端信号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过振建议购买了低频和高频发生器。这样一来，即便没有电台信号，也照样能够调节收音机的高低频了。“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大家都开始觉得，过振挺管用！”过振回忆说。

过振在铜川做的第二件有影响的事情是生产舌簧喇叭。舌簧喇叭的主要零部件包括磁钢、线圈和壳子，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难。然而，当年在清华的科研经历派上了用场，过振不但联系工厂设计加工模具，压制出壳子，而且寻找机会，使铜川广播站从西安某仪器厂无偿调拨到了一大批漆包线，大大降低了舌簧喇叭的成本。

“我们做的舌簧喇叭价格不到市场一半，使有线广播普及到铜川市每家每户。这些事情做完后，人家开始对过振刮目相看。后来，我们还设计制作了两台功率为500瓦的扩音机，比外购的还好用！”谈到往事，过振很有几分得意。

70年代初，电视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过振在铜川做的第三件事，就与电视有关。当时，铜川市没有电视信号，市里决定要建设一个电视转播台，并且要求在73年的5月1日正式实现转播。

正在热恋中的过振接到了筹建电视转播台的任务。为此，他推迟了原本计划好的婚期，开始为电视塔选址、选拔工作人员、购买设备而忙碌。为解决电视发射机天线和双功器的问题，他前往延安、汉中电视转播台学习考察，回来以后，在铜川某工厂设计加工了双功器和天线……一年多的艰辛和付出，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任务如期完成——铜川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建设的电视转播台开始工作，铜川人民第一次看上了电视节目。这一年，过振才28岁！

之后，过振前后在电视转播台所在的山顶呆了3年，又到农村蹲点1年。“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要到各家吃派饭，好的人家才有面条、盐和醋。苦日子我不害怕，再苦也能够过，但往往静下来时总觉得缺点什么？！”经历过生活磨砺的过振如是说。

1978年，远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来信说，国家马上要恢复高考、恢复考研了！听到这个消息，过振知道机会来了，他对知识的欲望重新燃烧起来！

再回校园，追拾错过的岁月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对于像过振这样在“文革”中毕业的所谓“69、70届”大学生，国家的政策是允许他们考“回炉班”，把当年被迫中断的学业重新拾起来。

年轻的过振一口气考了四个回炉班，中国科技大学、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北大学。不久，中国科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过振别离妻儿，奔赴安徽合肥，继续他求知的道路。这一年，过振已经整整32岁了！

回炉班的这些大龄学生，都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加上不少人都准备考研究生，所以学习非常努力，功课做得相当认真。他们在自己搞好学习的同时，还要分担一部分教学任务，过振就曾参加过中科大少年班的辅导工作。

当时的中科大也不大稳定，不少人要求学校回迁北京。在中科大呆了不到4个月，过振又收到了上海海运学院回炉班的录取通知书。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去上海继续学习。

海运学院的学习同样十分紧张。一个偶然的机会，过振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激光所招收研究生的信息，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没有过多考虑，他随即报名并参加了考试。

几个礼拜以后，录取通知书来了，过振成为上海市激光所的研究生，师从上海光机所所长王之江院士。上海光机所是我国为开拓激光科学技术而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研究所。在这里，王之江院士曾经领导研制了新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直到此时，而立之年的过振才和自己一辈子要从事的光电子研究领域搭上了边。

“王之江院士非常忙，虽然他与学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他亲自指定我们到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听课，拿学分，否则就不让我们进实验室。”过振回忆说。

就这样，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的过振，又开始穿梭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在复旦大学，过振有幸听取了国内著名的量子力学专家周世勋教授亲自讲授的《量子力学》；在上海交通大学，过振学习的是《数理方程》……

1980年，在完成了一年的基础课程学习以后，过振开始进入上海激光所和上海光机所的实验室，在章锦鸿教授直接指导下从事氮分子及准分子激光器的研究。当时，准分子激光器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激光领域的最新知识，白天黑夜基本上都在实验室忙碌，有时干脆睡在实验室里——过振在光电子领域的学术之舟终于扬帆起航了！

“在那个时候，我对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十分着迷。”过振说，“这种把思路付诸实践、把设想变成现实的研究工作，我非常感兴趣。”

1982年2月，过振取得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工学硕士。因为念着依然远在铜川的妻儿，加上亚博足彩刚从荷兰留学归来的俞之圻教授正好要从事二氧化碳激光器研究，过振离开了条件优越的上海，选择了到亚博足彩工作。

扎根亚博足彩，学术之树枝繁叶茂

“1982年3月，我来到亚博足彩的第一天，俞之圻教授就与我一起讨论激光器课题的研究工作。”过振回忆说。这时，亚博足彩在激光器件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要想得到国家的科研资助非常困难。这个刚刚组建的课题组首先从TEACO2气体激光器开始做起。

不久，课题组发明了自由电位板电晕预电离技术，有效解决了均匀放电问题，使激光器工作寿命由1万次提高到100万次。而这一技术指标，某研究所搞了近十年都还没有达到。该技术申请了发明专利，并很快得到国内同行的承认，于1990年获得国家发明四等奖。

简单的数据背后，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付出。“激光器每秒钟放电一次，100万次，就意味着做这个实验最少需要100万秒。我们每进行一次测试寿命实验，都需要大约半个月时间。”课题组的文建国教授回忆说。

1985年，过振开始担任课题组负责人。在原有基础上，课题组又成功地发明了气体同轴内循环技术，使激光器的工作重复率大幅度提高。该成果1988年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银牌奖。当年，过振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88年之后的两年间，过振以国内访问学者的身份，不定期地参加了清华大学承担的“863”项目——“激光辅助MOCVD设备和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以自己在激光技术领域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的作风，为该项目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过振受原国家教委派遣，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Rochester）工作。在那里，他有幸与该校激光光化学研究室的米勒（R．J．Miler）教授合作。

不久，米勒教授给了他两篇斯坦福大学同行的研究文章，这是关于DPL（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的论文。DPL激光器的谱线耦合和空间耦合效率高，热耗低、结构简单，有可能取代现有的固体激光器，该研究在世界上刚刚开始，属于新的技术领域，研究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过振全然不顾，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完全被这种新型激光器技术所吸引，米勒教授的全力支持更是让他充满信心。

两个星期后，过振提出了详尽的技术可行性报告及研究工作方案，得到米勒教授的高度肯定。为此，米勒教授向美国先进技术中心申请到10万美元专项经费，支持过振进行“二极管激光泵浦的YLE激光器”项目的研究。还同时为过振提供了专用实验室和办公室，并配备一名博士生助手。

理论计算、系统设计、采购装配、联调测试……研究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十个月之后，过振研制的新型激光器终于出光了！一看到激光，米勒教授比过振还要激动和兴奋，称其为“过氏激光”。

在这个新型激光器中，过振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构思和设计，解决了聚焦、冷却、光学谐振腔调整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激光输出；并在国际上首次采用KTP晶体实现FM锁模，获得了高重复频率超短脉冲激光输出，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水平，其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应用物理快报》（ApplPhysLett）上。

米勒曾评价说：“过振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人才，他为发展新型激光系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过振留在美国工作，但这时的过振归心似箭，婉言谢绝了米勒的好意，于1992年3月回国。

回国以后，过振立即着手申请“八五”项目。虽然此时正常的申请时间已过，鉴于他申请项目的新颖性，在学校和技术物理系的全力支持下，原电子部破例为他增设了研究项目。许多年过去了，谈及此事，过振依然心存感激。这一年，过振也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3年、1997年、1999年和2002年，过振又先后四次前往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德国斯图加特航天技术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这些世界顶级的学术机构里，过振始终围绕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DPL）开展相关研究，并解决了多项技术难关。

“我几次出国开展的研究项目都和DPL研究有关。所以出国既没有影响国内课题，又让自己不断充电，使研究工作和国际最前沿的发展，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过振说，“国外的研究经历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简洁的办事流程也让人印象深刻。”

过振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在罗彻斯特大学工作时，他发现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小加工间，研究人员就可以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回国以后，他建议在自己的实验室建设这样一个小车间。“十几年来，感觉真的很方便！”过振颇为得意地说。

多次在国外工作，生活和工作条件都非常优越，有两次还是与夫人同行，邀请方也曾热情挽留过他，但过振从未有过长期呆在国外的打算。过振说：“在国外我即使做得再好也是给别人干，而在国内我已有很好的条件和局面，我只想实实在在为国家、为学校多做点事情。”

文建国教授说：“过振出国，‘人在曹营心在汉’，时时都惦记着国内课题组里的事情呢，他经常打电话询问课题的进展。我评职称的时候，他还特意从美国写回了专家意见。”

1992年至今，过振一直从事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的研究，科研成果丰硕，课题组的研究经费也逐年增多。2001年～2008年，年度平均经费已超百万。尤为重要的是，十几年的持续发展，课题组在原来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已经成为国内声光调Q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的重要研究基地，蔡德芳、王石语等中青年学术骨干业已成长起来。

过振，真正把根扎在了亚博足彩这块热土上！

为人师表，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

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过振亦师亦友。在学生和年轻同事心目中，他既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从教至今，过振先后主讲过《热力学》《复变函数》《气体电子学》《光电子学》等多门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并指导博士生、硕士生30多名。

无论对于研究生还是本科生课程，他总是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地讲授，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影响他的学生，并十分注重对学生独立工作、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的培养。

“对学生的培养，核心是提高其学习能力，而不在于教会他多少具体的知识。具体知识永远也学不完，所以关键是学习能力。要让学生学会看书、看文献，让他们学会和同行及长辈讨论。一个人有了这种学习的能力，无论干什么都不害怕了。”过振如是说。

百忙之中，过振还多次抽出时间为本科生举办以“理想与事业、奋斗与成才”为主要内容的报告，他结合个人经历对人生富有哲理的思考在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一位学生在学年总结中写道：“……过老师讲得真好，我感触最深、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一个人可以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无论你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去想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得到什么，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而应该有一种敬业精神，干什么就一定把它干好’……”。

过振十分爱护学生，课题组的蔡德芳高级工程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到组里搞毕业设计的学生，毕业设计做得很好，但由于名额原因，毕业论文成绩仅得了个“中”，课题组老师担心学生到工作单位后会受到影响，但又无权改变所评成绩。过振想来想去，破例以导师的名义给这位学生额外写了个鉴定，如实说明该学生的设计水平。十年之后，该学生已成为某研究所的重要骨干。

在老院长安毓英教授眼里，过振是位素质全面的优秀带头人，是个能团结人的帅才。安毓英说：“过振领导的课题组不仅成果突出，而且老老少少关系融洽，多年来课题换了又换，人员却依旧，大家能够长期协作，共同攻关。”

待人诚恳、豁达宽容是过振处事的一大特点，这使他就好像一块磁石，把大家紧紧吸引在自己周围。当年最初的5人课题组，除了因正常退休、调离外，没有一个人离开。

在过振的科研团队之中，年轻人也逐渐挑起了大梁，王石语教授就是其中之一。1994年，王石语硕士毕业后直接进入了过振的科研团队。如今，他已经是某重要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学校学术带头人。

“过老师这个人没有架子。他给人的感觉是很好的同事、很好的朋友。只要你有困难，他都会以朋友的身份全力以赴地帮你解决。”这就是年轻人对过振的印象。

“过振尊重老同志，爱护年轻人，工作抓得紧，要求高效率，同时对每个人的成绩和贡献他都给予肯定，并尽量为大家甚至包括来实习的学生创造发表文章做出成果的机会。”文建国教授说。

实际上，作为课题组的领导，过振科研团队的凝聚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每逢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这个科研“大家庭”都要进行团聚，每个人都会带着夫人、孩子与老人，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对待学习和工作，哪怕是很细小、很不起眼的事情，都应当竭尽全力去做好，去做彻底！这是过振做事的风格，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过振说：“这么多年来，我只做了两个课题，一个是TEACO2激光器，一个是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因为都是激光器，所以归根结底只能算是一桩事情。从指标的实现，到样品的成型，到实际应用，我只是想把课题一做到底。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我只希望自己能够把事情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我一直认为，国家需要什么，我们搞科研就应该研究什么。”

（文/亚博足彩新闻中心·强建周 秦 明）